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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，好景不长，外祖父突然死了。　　外祖父弥留之际，反复表达的只是对这个傻幺女的深深忧虑和牵挂，他临终前，把傻姨娘的终身大事托付给了我的母亲－－他的长女。于是，在父母亲的张罗下，一袭红盖头，把这个傻姨娘又带到了我们身边，嫁给了父亲单位上一个有眼障的工人。傻姨出嫁的时候，所有的村民都说她傻人有傻福，有了个好归宿。那个年头，能嫁个吃皇粮的工人，无疑是值得在土地上刨食的农民羡慕的，而在这之前，村民们认定傻姨是嫁不出去的。但在我看来，那姻缘却不过是个丑丑结合的笑谈。连带地，我觉得那个要我从此称作姨父的男人也变得更加面目可憎起来。他要是不娶，那傻姨娘不就不会到我们身边了吗？而我的父母，也在享受着人们的普遍赞誉，他们俨然成了了却老人遗愿、成就傻妹归宿的完人。但我内心里却恨透了父母亲，我觉得他们把傻姨娘弄到身边来简直是不可理喻。我咬牙切齿地对父母亲说：“你们高兴个啥？有你们的苦日子呢！”　　果然，傻姨给我们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烦心事。　　傻姨人虽傻，在众姊妹中却出奇地人高马大，这使得她犯病时往往像墙一样地轰然倒地，没有三四个人，根本无法抽抬得动她。于是那些年月，母亲仿佛救火队员，在一次又一次左邻右舍的通风报信中，飞奔了前去安置救护她。我很少去替母亲做帮手，每次看着母亲精疲力尽地回来，我都在幸灾乐祸地想：“都是你自找的！活该！”而隔三差五，看到鼻青脸肿的傻姨时，我也往往早早地避开了去，她的浑身上下，让我感受到的只是丑陋和耻辱。那时，我最烦的就是有人跟我说你的傻姨如何如何的话。我从不上她家里去，只有年头节下，我们才会被父母强逼了去她家稍坐片刻。每次，她都会欢天喜地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吃食，殷勤地给我们让了这个让那个。可我如何吃得下去呢？我直觉得她便是那丑恶的化身了，即或是再精美的东西，经她的手中出来，都只会让我感到恶心不已。于是，我们每次都推托刚吃过饭，哪怕是一杯水，也从不肯轻易地喝一口。于是，她便又开始絮絮叨叨地抱怨起没有亲戚来看她，没有人吃她的饭，全都讨嫌她。而这样的老生常谈，又只不过更加增添了我内心的厌恶。往往，我们就在她的开始絮叨中早早地逃之夭夭了。　　傻姨怀孕生子的时候，母亲如临大敌，弄得我们全家都生活在一种紧张和恐慌当中。因为按医生的说法，她这样的病是不适宜生养的。让母亲最为担忧的是，她那样人高马大的块头，一旦犯了病倒下去，就是怀上个哪吒怕也得流产。于是，每次有人来报信，对母亲而言都仿佛天要塌了一般。一次又一次的虚惊，让我们疲惫不堪。更可气的是，有很多次，母亲还要给我们布置一项很特殊的任务，让我们“监视”傻姨，好在她要跌倒的时候能搀扶住她。可我们又哪里会在意她的这些呢？之所以在母亲面前欣然领命，也不过是为了躲出去好好玩一玩罢了。我甚至不止一次地恶毒地想：“流掉才好呢！谁让她自己是个神经病还要养娃娃呢！”或许真是傻人自有天保吧，在母亲的提心吊胆中，在一家人的惶恐里，傻姨竟然顺利地怀胎十月，顺利地生产下了一个健壮的男婴。傻姨两口子自然欢天喜地，酝酿了很久，给孩子起了个自以为很雅的名字：“清泉”。我当时听了禁不住哈哈大笑，那脏得猪窝似的家里能淌出什么清泉来？而且，用方言说出来，那“清泉”分明是“警犬”韵味，给自己的孩子起个像在叫狗的名字，亏他们想得出来！　　　　孩子是生出来了，养的难题却扔给了母亲。那时，母亲又要照料家里，又要照看傻姨和她的孩子，常常忙累得顾头顾不了尾。我们禁不住时常抱怨，父亲也似乎经常和母亲吵吵嚷嚷的。我们对傻姨的嫌恶并没有因为孩子的到来而冲淡，反而与日俱增着。在我们看来，傻姨就是麻烦的根源。　　　　一天，傻姨在一条水泥渠边给孩子洗尿布，没承想就犯了病，一头栽进了水渠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邻家的小哥慌慌张张地跑来报信，母亲便发疯似的往外跑。我拼命在后面追，满耳都是呼呼的风声，脑子里只是不断地闪回着一个念头：“傻姨要死了！傻姨肯定淹死了！”远远地，我看到母亲飞进了水渠里。待我冲到跟前时，母亲已经从湍急的水流中抬出了一张青紫的脸，母亲在渠水中不住地发抖，但她已经没有了气力再拉出傻姨了。后来，又来了许多的人，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母亲和傻姨从水中拖上来。我看到傻姨被人们斜挂在渠沿上，不断地从她的口鼻中挤压出污水。再后来，场部的吉普车把母亲和傻姨拉到县城医院去了。那天夜里，我们兄弟几个守着空荡荡的屋子，我第一次对傻姨不再只是嫌恶，而是多了一层担忧，我从每一个前来问讯的邻人关切的目光中，读到的都是一句同样的话：“你的傻姨娘要死了！”　　　　但傻姨却没有死。三天后，母亲满脸憔悴地回来了，她说傻姨已经过了危险期，再过七八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听了这样的消息，我却觉到了内心隐隐的一丝遗憾。傻姨出院的时候，我也曾有过一些本能的热切和激动。但随着时光的推移，我的心情似乎又渐渐退回到了先前的灰暗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怨恨傻姨了。我知道，终有一天，傻姨会死的，她会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。因为我亲耳听到，做医生的大舅对几位姨娘说，像傻姨这种病，最多也就活到四十岁。尽管在那时的我看来，四十岁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数字，但哔竟给一个生命划上了上限，每前走一步，就会少了一段历程。而面对了死亡，我们又还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呢？　　　　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母亲只能更忙了，她给傻姨列出了更多的禁忌，让自己承当了更多的劳务。渐渐地，我们也会把发现的一些傻姨“出轨”的行径告知母亲，也会在心情不错的时候，帮母亲照料照料小表弟。但人算不如天算，一年冬天，傻姨在做饭时犯了病，把右手伸进了滚汤里煮了半个钟头。母亲看到傻姨举着煮得稀巴烂的手哭上门时，当时就瘫软在地。在省城的各大医院辗转了半年多后，傻姨还是被切除了拇指以外的所有指头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不敢正视她的那只残手，那些烫伤的和移植后的皮肤，一次又一次让我的胃里翻江倒海，心里也有说不出的恐惧。但傻姨却似乎很乐于给别人讲述她的这只手，我经常见她抹了手套，哆哆嗦嗦地高举着残手，给旁的人描绘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。我不止一次地质问母亲：“我就不知道她炫耀个啥？丢人的都不知道。”母亲背地里似乎也说过她很多次，但最终没有见什么成效。其实，傻姨又还有什么值得别人能关注的东西呢？她要的，也不过就是别人围着她听讲的那份虚热闹吧。　　　　再后来的年月里，傻姨犯病时，又陆续把开水壶倒在了自己的腿上，把刀砍在了自己的手上……总之，每隔一段时间，我都会得到她又受伤的消息。而我，也渐渐地习惯了。每次母亲告知我们这些时，我都只是“哦”一声，从没有感到过那种切肤的痛。最多，也只是在碰到表弟的时候叮嘱两声，让他照顾好自己的母亲。只记得有一个夏天，我每天都要去逮了好多的青蛙和癞蛤蟆，那是母亲用来给傻姨治烫伤的。或许在我看来，那并不是在为傻姨做什么，而是在做一件自己感兴趣的事。所以每天午后，我都会把装满青蛙和癞蛤蟆的铁桶转交给表弟，但我最终也没有知晓傻姨又烫到了哪里，我压根就没有了讯问的意识。　　　　而傻姨的脾气却越来越可恶了，很多次，看到她不分场合地在那里歇斯底里的哭骂，我都在心里嫌恶地想：“真是个神经病！”记忆中，她总是在抱怨亲戚不来看她，总是抱怨没有人管她，而因为身边只有我们的缘故，她往往最易攻击的又是我们。有一年站上分猪头，不知为什么没有了傻姨父的。傻姨就哭骂上门来，说我父亲欺负他们，凭啥傻姨父喂了一年的猪分不上猪头，我们却分上了？后来索性坐在大院的一段枯木头上大声哭骂不已。其实，那时父亲不过只是站上一个小小的会计，他又如何能左右得了分发的大权呢？整个下午，不时的有人过来开父亲的玩笑，说他怎么把小姨子惹下了？父母亲只能苦笑着作罢。我几次气得提了斧头要去剁了她，但都被父母给和喝住了。那天，一直听着傻姨不绝于耳的哭骂，我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。我一遍又一遍地责怨母亲：“听吧，听吧，这就是你好心换来的好报！”从那以后，我更是不愿和傻姨一家人照面了，养条狗还知道摇个尾巴呢，我没想到他们是这样恩将仇报的人。偶尔，小表弟来我家，我也冷冷的，从没给过他好脸。我直觉得，不赶他出门，就已经算是够宽宏大量的了。第二年，傻姨回娘家的时候，又把乡里的舅舅们骂了个狗血喷头，还拿着鞋把乡里的几个姨父追打了一番。听到这些事情后，我的心里才稍稍得以平衡，我在琢磨，傻姨的神经是不是真的出问题了。　　于是，亲友们相聚的时候，便常常谈论一个话题，那就是傻姨又如何如何辱骂亲戚了。临了，无论是被骂的，还是听骂的，都只能叹口气说：“就那个苕兮兮了，生啥气哩！要气早气死了。”我也渐渐把这些谈论，只作是街头巷尾的故事来听了，少了许多先前的怨气。我甚至对母亲和几个乡下的姨娘说：“其实傻姨比你们命好，你看她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什么都不用发愁，你们能行吗？”大家便也都笑了说，有时想想也是。　　我上初二的时候，父亲死了。随后，我们搬家到城里去住。当卡车载着我们驶离大院时，我看到傻姨一家三口站在那里渐渐地变小、变小，最终消失在暮色里。再次远离了傻姨，但我的心中已经没有了年少时的欢喜，继之而来的是一些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复杂情感。　　从那以后，也只有在年头节下，或从来访的亲友口中，我得以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有关傻姨的讯息。一次，我听到亲戚说她在抱怨没有人去看她时又多了这样的理由：“那时，大姐姐在，还有人来，现在干脆没人上我的门了。”我听了也只是一笑，觉得那也不过是新瓶装老酒罢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忙不完的琐事，谁又能隔三差五地陪了她去闲耗呢？况且，我也知道，几个舅舅、姨娘还是每年都要去看她的。或许，她要的也只是这样闹来闹去的惹人注意吧。　　我结婚那年，请亲戚时，所有的人都劝我不要告诉她了，怕她犯病闹了场子。那时，本家亲戚已经有好多人过事不再请她了。但我却看不惯这样的势利，还是坚持去请了她。虽然，我内心里仍然厌恶她，但作为一个长辈，我想还是应该给予她起码的礼节和尊重。好在傻姨并没有像人们担忧的那样“闹”我的场。我想，在她心情舒畅的时候，应该是不大容易犯病的吧。很多年后，我还听到有人说她在经常念我的好，说我没有瞧不起她。　　　　　我在城里买了楼房后，几次听到有亲戚带过话来，说傻姨要到我家里来看望母亲，要给送苹果给我们吃，可是谁也不肯告诉她我们搬到了哪里，谁也不肯给她带路。这样的话听得多了，我便对传话的人说，那你们下次就带她过来吧！也许是亲戚们都知道我的勉强，最终，谁也没有带她来过。其实，我自己也在大街上也遇到过很多次傻姨。有几次，远远地看到他们两口子大包小裹地在街上边走边吃，犹豫再三，我还是悄悄地闪了过去。或许，我还是怕他们纠缠了我说那些没完没了的抱怨，我还是怕真的领他们到家中去，从此失去了安宁。而说透了，我是怕他们过时的装扮、丑陋的容颜、粗俗的言谈，刺伤了我原本脆弱的虚荣。有几次，在街上行人稀少的时候，我也站下来和他们说一两句话。在他们问及住处的时候，我总是匆匆忙忙地说出一个大概的方位，然后说下次让舅舅或姨娘带你们来吧。我总是推脱要上班或要办事什么的理由，从没有真心实意地领他们来认过我的家门。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也曾想过，哪天，真应该请他们到家中来坐坐。但过后便一次又一次地放在了脑后，我始终没能搁置下心头的重重顾虑，没能跳出那个俗而又俗的圈子。　　　　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年又一年，我每天沉浮在世俗的奔波中渐渐地磨钝了心智。那天清晨，加了一整夜的班后，正准备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，母亲打来电话，说傻姨死了。下午，我赶过去的时候，傻姨已经被停放在狭小的院子里。揭开面布，看到的是那张熟悉的青黑的脸，像往常的熟睡一样，没有一丁点的声息。傻姨死得不明不白，只是接连地感冒了十几天，去场部的诊所打了一针，回来坐在沙发上不知什么时候就死去了。待傻姨父发现打电话叫来大舅时，坐在沙发上的早已经是个僵硬的尸体。母亲和其他姨娘把她的头发梳的很整齐，抹了很多的头油，因为那是傻姨生前所喜欢做的。在她的衣橱里，我们看到了许多过时的，却一次也没有穿过的衣物。　　　　最终，傻姨没有土葬。像我的父亲一样，她用自己的躯体，给儿女换来了一笔微薄的丧葬费。我亲手把傻姨抬进了火化炉，走出火化馆，看到一股浓烟从那个高高的烟囱里翻腾而出时，我的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。　　　　我第一次为傻姨流泪了。